“猪脚饭”们难贷款 普惠金融下小微贷难题待解_1

遍布深圳街头的猪脚饭因频繁出现在近期疫情流调中火了，从大本营广东出圈，成了网红餐。但猪脚饭店的老板们很难高兴起来，散发的疫情让本就薄利的生意更难维持，相比知名度的提升，他们需要更切实的帮助。

疫情初始，各有关部门就已经关注到餐饮、旅游等最易受冲击行业的困难，从金融、税收、租金、补贴等多方面出台了许多扶持政策。其中，金融方面着重强调了银行业要加大普惠小微企业贷款的投放力度。从近两年相关数据看，增效显著。

现实的另一面是，如“猪脚饭”一样形成了城市烟火气的街边店铺，关门、转租的告示仍随处可见。尤其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多地疫情反复，使许多小微企业生存困境更加突显。

数量庞大的小微企业在我国经济、就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无需多言。那为何旨在帮扶小微的普惠贷款总额快速增长的同时，还有许多小微企业生存状况难见好转？

问题出在哪里？

小微中的小微

据银保监会数据，过去三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迅猛，由2019年初的9.97万亿元增至2021年末的19.07万亿元，多了近一倍。这其中，大型国有银行贡献最大，同期贷款余额由2.58万亿元增至6.56万亿元，增速高达154.3%。这也使得国有大行在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从2019年初的27.9%增至2021年末的34.37%，在各类银行中排名第一。

相比之下，此前占比最高的以农商行为代表的农村金融机构，过去三年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虽然也在不断增长，但速度就比大行慢很多，同期由3.92万亿元增至6.05万亿元，增速54.3%，让出了头把交椅。城商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此类贷款也都保持增长趋势，但增速和占比相较大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则没那么突出。

整体来看，普惠小微贷款在过去三年能够增加近一倍，主要推动力是政策。尤其此前并不擅长小微的大行能如此快速扩张，正是因为自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始，对其设置了连续三年普惠小微贷款增速不低于30%的硬性指标。在此压力下，各大行纷纷加大了此类贷款的投放力度。

政策推动显著。仅国有大行在过去三年增加的近4万亿贷款就能缓解上百万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帮它们渡过难关。

既然如此，为何小微公司仍叫苦连连，生存状况糟糕？银行贷出去的钱没到它们手里吗？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清楚，在央行、银保监的统计口径中，普惠小微贷款指的是单户授信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举例来说，一家年营收数千万的小公司从银行贷款900万，和一个小区门口卖烟酒的夫妻店贷10万，性质一样，都属于普惠小微贷款。

对于习惯了以亿为单位、主要面向国企等大中型企业放贷的国有大行来说，自然更倾向于小微企业中规模相对更大、更优质，贷款金额更高的小企业，而非街边夫妻店。

这从数据中也能看出。以国有大行中普惠小微贷款规模最大的中国建设银行为例，据wind及银行财报数据，建行2021年末贷款余额为1.87万亿元，贷款客户193.67万户，户均贷款金额为96.56万元。作为对比，同期所有商业银行普惠小微户均贷款金额为43.16万元，建行是平均水平的2.2倍。

甚至这种近百万的户均贷款金额也依然难代表大行在实际放贷过程中的真实偏好，还有可能是被有意做低后的结果。多位业内专家向记者表示，数万或数十万的小额信贷大行一般不会亲自去做，而是交由小银行或第三方助贷平台去做。一家头部助贷平台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有大行购买过该公司的笔均十万量级的小额信贷资产包。

实际上，城商行在这方面做得也不够下沉。从总量上看，截止2021年末，城商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2.67万亿元，在四大类银行中规模最小。具体来看，城商行中此类贷款规模最大的几家如北京银行、江苏银行，户均贷款金额都在百万以上。

北京银行在其《2020年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当年共累计运用再贷款再贴现资金发放优惠利率贷款 305 亿元，在北京地区同业排名第一，惠及超过9000户小微企业。以此计算，北京银行这批普惠小微贷款的户均贷款金额为338万元。

也就是说，虽然官方在统计中对千万以下的普惠小微贷款没做进一步分级，但在现实情况中，个体户和小企业明显不是一个量级，个体户属于小微中的小微，依然比较难从银行尤其是大行获得贷款。

客观来说，不能对一些银行在实际发放小微贷款过程中有意忽视“猪脚饭”们而过于苛求。这些小微中的小微本身就不符合大行传统的风险偏好和风控管理，在难以管控风险或合理控制成本的前提下，一味要求下沉反倒会增加金融风险。

由此可以部分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过去几年普惠小微贷款增量最大的国有大行实际贷款流向了规模相对更大、贷款金额更高的小企业，就使得看似规模庞大的普惠贷款实际流向“猪脚饭”们的资金并不比以前充裕多少，加之疫情反复冲击，更加剧了它们的生存困境。

世界性难题何解？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世界性难题。

还以“猪脚饭”所在的餐饮业为例。据统计，餐饮业平均生命周期在3年左右，80%以上的餐馆活不过3年。加之它的财务数据不完整、不规范，很难过得了银行风控关。同时从银行成本角度来看，放这样一笔金额数十万的贷款，业务经理耗费的时间甚至要比操作一单金额数亿的大企业贷款还要多，仅人力上的投入产出比就很低。若无政策强力推动，不缺大客户的大行们自然没有动力去做这类业务。

经过多年的发展，业内也已经认识到，想要深入、有效地推进普惠金融不能只靠强力政策，更应依照市场规律，在商业上达到可持续。

这方面，本身就定位小微、深耕多年的农商行等农村金融机构，相对做得更好。

农商行背景弱、规模小、资金成本高，与其他类型的银行在优质大客户的竞争中几乎没有什么优势。反倒是在大银行看不上的小微贷款业务上，包括农商行、城商行在内的中小银行具备本地化的优势，可以沉下去聚焦小微金融。

以颇具代表性的常熟农商银行为例，该行是国内较早将小微金融作为战略重心发展的银行之一。据其年报数据，2021年末，常熟农商银行普惠小微贷款户均额度为32.17万元，仅为上述建行同期的三分之一。此外，该行93.6%的贷款客户贷款金额在100万元以下，贷款总额占比41.87%，户均贷款金额为18.73万元。

如常熟农商银行一样在小微金融领域取得出色成绩的银行还有不少，如被广泛学习的“台州模式”代表台州银行、泰隆银行，及顺德农商银行、张家港农商行等，都是早在多年前就将银行战略重心定在了小微业务上，经过不断地摸索发展，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模式。

关于这些模式的讨论与研究已经很多，简言之，它们基本上都是在德国IPC模式和新加坡信贷工厂模式基础上融合改进而来，一大特点是对小微客户的风险评估主要依靠跑在一线的客户经理。由于小微客户本身的分散性，这些银行的信贷员规模也很庞大。如台州银行近万名员工中，一半是客户经理。

一般来说，小微企业客户风险较高，以小微业务为主的农商行整体不良贷款率在各类银行中也是最高。据Wind数据，2021年末农商行不良率为3.63%，远高于国有行和股份行1.5%左右，城商行1.9%的不良率。

那些小微业务经营出色的农商行则不然。常熟农商行2021年末的不良率为0.94%，顺德农商行2021年6月末的不良率为0.93%，张家港农商行2021年末不良率为0.95%，不仅远低于农商行平均不良率，甚至还比国有大行低。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以业务员们在大街小巷、田间地头穿梭的人海战术为基础，这些银行把大行不愿做的“脏活、累活”接了下来，还赚到了钱。

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移动化、大数据风控等技术得以在小微金融领域应用，与线下的人海战术结合后，提升了信息收集的效率和风控能力，已经成为领先农商行的又一标配利器。

广州农商银行研究员龚广祥在分析常熟农商银行小微业务成功原因时表示，该行在2017年提出了科技引领业务的理念，客户经理带着移动设备现场采集信息，审批从桌面转到掌上，小微贷款从调查到放款仅需一到两天，效率提升了三倍。

按照贷款类型划分，相比大中型企业贷款，金融科技在提升小微贷款效率和风控能力上效果最明显。业内也把金融科技看作突破小微融资这一世界难题的关键，以金融科技为核心的银行数字化转型成为大势所趋。

数字化转型隐忧

提到金融科技，一定绕不开互联网平台在过去十余年给传统银行业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在小微金融领域，背靠电商生态的蚂蚁、京东做到了银行很难做到的事，依靠大数据风控等技术只通过线上就可以给小微客户秒批贷款。

早早看到这一趋势并提前布局的多是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国有大行。如兴业银行、平安银行在2015年底就成立了国内首批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建行、工行、中行等也在2018、2019年间成立了金科子公司。银行业的新兵，以网商银行、微众银行为代表的民营银行则是在成立初始就以金融科技、线上化为核心特色。

相比之下，大多数的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在这项能够提升小微贷款效率的关键技术上被远远落在了后面。

中小银行互联网金融（深圳）联盟自2017年开始每年都会发布中小银行金融科技发展研究报告，这些报告调研了大量的中小银行，从中可以看到，虽然发展金融科技的重要性和战略地位在不断提升，但在实际的应用上，中小银行在各方面都要明显落后于大行和股份行。

这也很好理解。金融科技的应用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进行研发且非短期内就能带来收益，大行有足够的资源去推进。根据上述报告中的统计，2019年工行金融科技的员工人数就已高达3.48万人，比同期9家股份行的总和还多。当年在金融科技经费投入上最多的是建行，达176.33亿元。

仍以上文提到的常熟农商银行为代表进行对比，据其年报披露，该行2021年营业收入76.55亿元，员工总数6849人，其中技术人员261人。无论哪项数据，和大行相比都望尘莫及。

零壹财经研究院院长于百程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中小银行无力仅靠自身来完成数字化转型，都需通过与第三方的合作来推进金融科技的落地。

银行与第三方的合作主要分三种：一是以平安旗下金融壹账通为代表的金融科技SaaS平台，为中小银行提供系统级的金融科技搭建和应用方案；二是在大数据、企业征信、反欺诈、智能营销获客、催收等具体环节上提供专业服务的第三方公司；三是从以前的P2P、现金贷平台转型而来的助贷平台，如三大中概股公司360数科、乐信和信也科技。

2020年以前，以蚂蚁金服旗下花呗、借呗为代表的联合贷款模式最受中小银行青睐。银行在其中只是资金方，获客、风控等环节都由蚂蚁金服完成，双方按约定分利润。但随着监管注意到其中的风险并加以限制后，联合贷款规模迅速降低。

依照监管最新规定，银行单纯作为资金方的模式不再被允许，中小银行失去了一个几乎可以“躺赚”的渠道。多位业内人士曾向记者表示，不少依靠联合贷款模式支撑利润的中小银行，在被叫停后营收和利润大幅下滑，日子难过。

换句话说，潮水退去后，那些主要依靠外部平台而自身服务小微能力不足的银行，在竞争愈发激烈的情况下生存更难。这也使得如常熟农商银行、顺德农商银行等深耕小微多年的银行竞争力更加突显。

但整体而言，中小银行尤其是农村金融机构都囿于自身的规模和资源能力，在金融科技这一关乎未来核心竞争力的推进上进展相对缓慢。甚至因为部分领域监管变严，导致中小银行在关键的数据治理等环节还有所倒退。而农村金融机构同时还受制于省联社的机制约束，在金融科技创新方面自主性受限。

回到本文最初的那个问题，中小银行尤其是农商行是服务小微中的小微——“猪脚饭”——的主力军，虽然已经有不少银行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但其规模和地域经营限制都决定这些银行单独看都是“小而美”的存在，却还不足以满足规模更加庞大的小微需求。

在这一点上，喊了多年的中国普惠金融之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