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根源仍是货币体系缺陷

金融危机根源仍是货币体系缺陷

金融危机根源仍是货币体系缺陷 更新时间：2010-7-3 0:13:27 　　为应对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而不断大量投放货币，表面看可能是一剂强心针，实际上却可能是在实施安乐死 银行在吸收记账货币存款的基础上，推出了非实物的记账货币贷款，并发展成为货币投放新的越来越重要的渠道――信用投放。 　　为应对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而不断大量投放货币，表面看可能是一剂强心针，实际上却可能是在实施安乐死

中国银行副行长、《环球财经》编委

货币体系发生裂变，在给当代人们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其弊端和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显现。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并引起实体经济严重衰退，已经对此敲响警钟，必须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视，决不能沉浸在温柔陷阱而不知死活。

货币大变革与跨越式发展

在人类社会出现剩余劳动，而既有的劳动产品又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的情况下，交换就随之产生。但最初直接的物物交换，成功概率很低，交易成本很高。因此，在实践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即原始的货币。货币的产生提高了交换成功的概率，并降低了交换的成本，反过来又推动了交换的发展。交换本身尽管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却有利于将产品交流到最需要、出价最高的地方，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产品的价值，并通过互通有无推动思想观念和劳动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等先后出现过很多不同的物品担当货币角色。在长期的发展和交往过程中，全球范围内货币逐渐集中到黄金和白银等品质稳定、易于分割、体质较小、便于携带的贵金属上，特别是黄金成为全球广泛接受的硬通货。货币越集中，流通范围越广泛，其对提高交换成功率，降低交换成本的积极影响就越突出。

随着社会交换越来越频繁，经济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随着产能的快速提高，推动贸易和投资全球化加快发展，国际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就对货币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其中，贵金属本身所存在的搬运、交割等方面的缺陷越来越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国内以及国际交往的需要。同时，由于金银属于天然矿产，其作为货币，也容易诱导人们过度追求金银矿产的开发和加工，而影响基本的生产和物价的稳定。于是，部分的替代金银调运的纸质票汇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以黄金作为本位制，并由国家立法保护专门印制的纸币开始出现并大量流通。票汇及纸币流通的便捷性，再一次有力地促进了国际国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在票汇和纸币代替全球统一的黄金，而票汇和纸币又是由不同国家或银行发行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的概念。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占据重要地位，经济稳定发展，综合国力比较强大，其储备的黄金比较充裕，能够得到世界上广泛信任的国家的货币，就逐渐成为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代替黄金成为世界上新的“硬通货”。

这其中，19世纪末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相应地，英镑成为最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伦敦则成为最主要的世界金融中心。一战之后，美英两国综合实力发生转变，美元地位随之快速上升，纽约则取代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完全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由美国操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巩固了美元作为最主要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地位，英镑则大大降低了在国际结算和储备中的份额。以一种主要国家货币作为全球流通和储备的基础货币，大大便利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清算和交割成本，减少了货币之间的套利和投机，世界货币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货币发生裂变——

记账货币与记账清算，信用货币与政府担保

纸币代替了金银之后，确实使货币清算和交割大为便利。但随着国际国内贸易与投资的快速发展，大量现钞实物的清算与交割，不仅需要大量印制和运送纸币现钞，必要时仍需要进行黄金的交割，成本和效率问题再次逐步显现，而且尽管银行借贷等早已存在，但金银或纸币实物的借贷远不足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不利于充分有效利用社会闲置资源，加快贸易和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体系再次出现了两大创新，在不经意间发生了深刻裂变：

一是将现钞清算和交割大量地改为通过银行进行记账清算，从而大大降低了现钞在货币流通总量中的比重，使得货币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记账货币，并逐步发展成为电子货币或者信息货币。无论多大的交易金额，银行仅仅一个报单既可完成清算。这又一次极大地降低了货币印制、流通和保管的成本，提高了清算的速度。

二是银行在吸收记账货币存款的基础上，推出了非实物的记账货币贷款，并发展成为货币投放新的越来越重要的渠道——信用投放。银行的存款与贷款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很长，但以往却是金银实物或纸币现钞的存放和借贷，其规模和速度都远远无法与记账货币的存、贷款相比拟。

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货币投放规模迅速扩大，在提供充裕资金有力地支持经济贸易发展的同时，也使货币金本位制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因为，在纸币印制和投放数量的控制上，是容易得到黄金储备的有效约束和事先确定的；但信用投放扩大之后，由于贷款与存款之间又存在相互转换的内在联系，形成信用投放的乘数效应，其形成的货币流通量是难以事前准确把握的。因此，货币金本位制最终必然被冲破、被废弃，而转化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

在货币可以通过银行贷款进行信用投放时，就可能出现因不同银行信用的不同而影响一国货币的同一性问题，这就需要有统一的主权政府加以规范和提供最终的信用担保，即使货币的直接投放人不是政府，也同样如此。因此，货币的发行、流通和管理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都是通过立法加以保护的。

货币裂变陷阱——

货币过度投放与金融虚假繁荣

货币的信用投放并主要体现为记账货币之后，在极大地刺激经济金融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又带来很多新的问题，甚至发展成为致命的温柔陷阱，但这一方面却长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第一，促进了银行存款与贷款的发展以及银行贷款国家连带担保问题。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将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再通过发放贷款，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但问题是：银行发放贷款时，并没有通过存款人并相应扣减客户存款和减少存款客户购买力，却因贷款增加了借款人的购买力，因此完全是银行独立创造的新的购买力。同时，银行贷款尽管属于放贷银行的资产，其产生的收益归银行所有，但由于贷款已经成为货币投放的主要途径，而货币最终是由政府担保的，因此，发放贷款的风险就并非完全由银行自己承担，特别是当贷款规模达到相当大的程度，如果银行贷款发生严重不良，并由此造成贷款银行无法偿还存款和其他债务，进而造成金融连锁反应，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因而影响货币信用及其生死存亡时，政府必须出面干涉并给予问题银行足够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又往往是依靠增加政府负债提供资金来源，最终由纳税人承担。正因如此，就出现了当今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现象，容易刺激金融机构利用贷、存款内在的转换机制过度追求规模扩张，追求更大的利差收入，并因此造成整个社会信用的过度投放，造成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个人负债累累，甚至爆发国家债务危机。

以中国为例，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到2010年1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62.72万亿元，本外币贷款余额为44.02万亿元。直观看，贷款与存款之比也就刚达到70%，尚不足75%的监管上限，但仔细分析却可以看到，存、贷款差额只有18.70万亿元，如果把这部分净存款看成是社会真实的闲置财富的话，贷款已达到其2.35倍以上。这反映整个社会的信用投放已经太多了！在所谓“高储蓄、低消费”的中国尚且如此，那么在世界上很多“高消费、低储蓄”的国家，这一比率岂不是更加可怕？

第二，造成了国际储备货币“所有者增加对发行国的债权，而发行国则相应增加对外负债”的内在机理。即在记账清算的情况下，作为国际储备的货币，无论是通过进口还是对外投资，即使表面流出国境，转换了所有者，但由于并没有实物的真正转移，而只是通过记账以增减双方债权债务的方式进行清算，从持有者角度，其持有的资金总量并没有减少，但却由此增加了外汇储备国家的流动性。因此，从全球整体结果看，就形成了“外汇储备自动创造流动性”的效应。全球外汇储备越多，全球流动性就越是以其倍数方式扩张。在全球化加快发展，全球投资和贸易不平衡不断加剧，外汇储备总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必然造成全球流动性，特别是储备货币发行国流动性过剩乃至泛滥，并由此进一步引发更多问题。

第三，货币总量难以有效控制，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成为常态和重大隐患。货币的信用投放及其乘数效应、记账清算，再加上国际外汇储备的扩大，使得货币投放总量实际上难以事前确定和有效控制，种种因素都非常容易造成货币过度投放，造成整个社会信用泛滥，利率降低，超前消费，过度透支等，进而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在刺激经济金融一段时期的虚假繁荣之后，资产泡沫、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往往紧随而至，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动荡。在全球化加快发展的过程中，日益严重的流动性过剩，以及大量国际资本在地区间的剧烈聚散，非常容易引发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而应对危机的冲击更容易引发各国政府更多的货币投放，结果使问题不断积累，越来越严重。

第四，以主权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使货币总量更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有效控制。当今的国际储备货币，都是在历史进程中优胜劣汰筛选出来的强国主权货币，世界各国所拥有的外汇储备，追根溯源，最初都是从货币发行国流出来的，而其流出又会自动增加该发行国清算银行的对外负债，使其外债规模被动增加而难以控制。并使这些银行往往由于资金过多而急于寻求资金出路，容易因资金充裕而压低利率，或者因追求资金回报而扩大信用投放，提高融资杠杆率，刺激金融创新和金融的过度繁荣。这种以强国主权货币作为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的状况，又使得国际货币的好处过于集中到货币发行国，并且难以得到国际组织的有效监控。

第五，推动金融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盲目发展、虚假繁荣。在货币的发放脱离社会实际财富的约束之后，金融就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并通过调节社会资源分配以及币值变动等，控制着社会财富的分配。随着流动性越来越大，以货币单位标示的社会财富也越来越大、越来越虚，容易掩盖货币贬值的真相，并推动人们增强消费，甚至奢侈浪费的冲动和习惯。同时，越来越多的金融交易已经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而成为纯粹在金融领域内部进行的炒作，刺激社会不断增强赌博心理和投机意识。金融对促进社会财富真实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弱，却通过金融交易赚取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进而吸引了更多社会资金和优秀人才脱离实体经济加入金融领域，反而可能削弱实体经济发展的实力。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一个“从重生产，到重交换，再到重金融”的发展轨迹。生产是财富的起源，从一开始人们首先是想方设法扩大生产，增加财富，保证生存。随着交换的出现和发展，人们发现剩余产品只有交换到最需要的地方，才能获得最大的价值实现和价格回报，因此，货物的流通和交换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并通过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等获得货物交换的收益。

随着货币的产生和发展，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货币本身就存在着不同地区或国家货币的差价或汇差可以赚取，在货币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金融业务，包括存贷款、收付清算、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产品及其交易等都存在着赚取价差的机会，而且比生产和交换更容易，因此，金融的发展就越来越受到重视，以货币和货币的流动构成的虚拟经济越来越繁荣，但同时也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其虚假成分越来越浓重。种种迹象表明，金融的发展乃至由金融发展推动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陷入不断扩大货币信用投放的温柔陷阱难以自拔。

辅文

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亟待拨乱反正

中国银行副行长、《环球财经》编委

最根本的就是按照货币、金融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标准重新对货币和金融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检查，去伪存真、趋利避害、拨乱反正，尽快推动货币金融的发展走上正轨。

首先，必须严格控制各国货币的信用投放。货币信用投放的无节制，忽视生产而过度追求货币套利和金融炒作，已经成为金融危机频发和不断加重的万恶之首。不能有效控制货币投放和信用泛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现在，尽管很多国家为控制货币信用投放，一般都规定了对银行贷款占存款比率的控制标准，但比率规定往往过高，而且金融机构往往可以运用各种金融领域的串通和技术手段逃脱监管约束。

例如，很多国家都规定，商业银行贷款与存款的比率不得超过75%，但考虑到贷款与存款之间的转换关系，即使一开始贷款控制在存款的75%以内，但由于贷款可以转化为存款，如将其转化的存款再按75%贷放出去，则相当于初始存款的56%。依此类推，则由贷款派生的存款最高可能达到初始存款的290%以上，形成信用的过度投放。如果对贷款与存款的比例没有限制，则信用投放更难控制。

因此，为控制信用透支，原则上是贷款总额不能超过初始存款的100%，考虑到贷款转存因素，长期目标应该是将贷款总额控制在存款总额的50%以内。同时，要控制信贷资产在金融机构之间的转让业务，不具备发放信贷资格的金融机构不得买断银行的贷款，而只能做回售；出售贷款的银行对回购交易的贷款，仍应纳入贷存比管理。对商业银行直接购买国债、企业债等具有货币投放功能的交易，也应纳入贷存比管理。对所有从事货币投放业务的金融机构都应纳入银行监管体系。

在严格控制商业银行贷款投放的情况下，要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发展信托贷款和代客理财业务，即由商业银行牵头贷款评审和管理，但可以出售给存款人。或者由银行代理客户进行投资理财，从而在转让购买力的同时，减少出让方的购买力。总之，既要充分挖掘社会闲散资金的潜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又要努力控制虚增货币，防止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要对金融产品和交易进行甄别和有效控制。也就是要按照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标准严格审查各种金融产品和交易市场，凡不利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或无关于对冲既有资产负债风险的，都要严格控制。要鼓励有效金融创新，但对那些纯粹用于金融体系内部投机炒作的产品和交易要严格控制。对惯于通过信用扩张、提高杠杆率进行套利的影子银行体系必须严加管控，而不能放任自流。

第三，要加强贷款人贷款投放的用途限制，并同时加强借款人资金使用的监控。不允许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用于企业非经营许可领域投资；如果非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应该严格控制，包括在经营许可和征收特别税等方面要有相应的措施。

第四，要强化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制度。破除“大而不能倒”的魔咒。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不仅容易造成金融机构盲目扩大规模而追求高收益，而且势必造成政府救市压力，进一步扩大货币投放。这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也是不公平的。

最后，要适应全球化要求，尽快统一全球财税金融政策和监管。现在经济全球化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国际资本在全球的流动相当自由和便利，但财税金融的政策与监管的统一协调却远远滞后于全球化的发展。不同的财税金融制度和监管力度，给国际资本的投机提供了便利，又迫使各国不断降低税收和金融监管力度，形成恶性循环。这种状况应该尽快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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